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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啸:基于历史的因果识别设计在学研究中的应

2019-07-12 02:01    来源:未知    

  :社会科学的因果识别使得学研究越来越偏重基于设计的实验方法。同时学术训练也更着重以计量为导向的因果识别、实验设计等,而轻视了对于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对研究对象更深层次的了解。本文以制度和态度的有关研究为例,探讨历史事件在以识别因果关系为导向的研究设计中的独特作用。基于历史的因果识别分析对研究人员在理论、背景知识、数据分析等多个维度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标题注释: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经验评估”(编号:16JJD810001)和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过去十多年里学实证研究经历了因果识别(causal identification)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尝试学议题,潜移默化地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引入了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的研究成果更为频繁地被作为政策决定的依据,研究人员不再满足于从数据中寻找相关性,而是希望发现因果关系。在此之前,学主流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对观察数据(observational data)的分析。无论是通过个案比较,还是运用大样本统计分析,本质上都是通过案例间的比较排除干扰因素,以发现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是基于观察数据的因果关系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即使是非常稳健的相关性的结果,也可能会受到包括样本选择偏差、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方面的质疑。

  这种变化对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问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应对观察数据在因果关系识别上的挑战,学研究日益青睐基于设计的实验法。研究人员通过严谨的实验控制对照组设计,人为地改变实验组自变量的值,并比较其与控制组因变量的区别。因其研究设计的严谨性,实验法可以为研究者提供非常精准的因果效应的估计,其结果也往往更具有政策参考的价值。但是实验法同样具有局限性。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议题都可以用实验法来检验,而且往往那些无法用实验法检验的话题,恰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例如,如果想要研究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人员显然无法将威权国家随机分组,让一部分国家成为国家并观察其经济发展表现。有些问题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进行检验,但是研究设计受道德考量的制约也无法实现。例如,如果想要知道战乱经历对人的态度的影响,研究人员就需要让受访者去战场上亲身体验一下战争的残酷,并测量态度的变化。但这种可能伤害到受访者的研究设计显然无法在现实中执行。这些局限使得使用实验法的学研究者逐渐回避社会科学领域的传统经典理论问题(例如现代化理论、国家构建、化、冲突等),转而进行一些以政策为导向的微观研究,研究的话题和所涉及的理论文献向应用公共管理靠拢。长期看来,强调因果识别的研究导向和实验法的使用,使得学的研究出现以数据和研究方法为驱动(data and methods driven)的倾向,并且减少了与传统经典话题的真正有意义的对话。

  本文认为,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在以因果识别为研究导向的潮流中可以焕发新的活力。这里说的传统研究方法,特指比较学中以国别、区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进行深度了解和发掘,对所研究对象的社会背景知识(不仅限于自己所研究的特定话题)有广泛积累。本文认为,掌握研究对象的历史与细节知识,本身并不与因果识别相矛盾。相反,掌握丰富的关于研究对象的质性知识,为研究者通过“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来识别因果关系打开了大门。与基于设计的实验相比,自然实验具有成本低廉、可操作性强、可以检验的理论话题更为广泛等优势。这种方法将历史事件所造成的长期冲击纳入因果识别的框架,来分析制度、观念等内生性较强,但同时又颇具理论意义的变量的影响,是一种综合了质性与定量方法、观察数据与实验设计优点的研究路径。同时,基于历史事件的自然实验法对学者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训练要求。研究者不仅需要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背景历史知识,也需要熟练掌握计量分析技巧,并将研究设计与重要的理论问题相结合。可以说,这种研究方法对选题立意、证据收集以及数据分析这几个评价研究的重要维度均有强调,同时不以牺牲其中一方来成就另一方。当然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的,基于历史事件的因果识别同样具有其局限性。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历史自然实验的概念,之后分别结合制度变迁和态度两类具体研究,对基于历史事件的因果识别设计进行阐释,最后对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做简单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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