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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恩来」缅怀周总理:中国民航飞出去 这盛

2019-04-08 21:02    来源:未知    

  从新中国民航的诞生——两航起义,到中国民航的发展——培养自己的飞行员、开飞远程航线,都离不开他的领导、指示和鼓励,1957年他作出的“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批示,至今依然深远的指导着中国民航的发展。

  由于工作性质和他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作风,飞机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交通工具。苏联赠送给他一架飞机做专机,除了其他中央外出可以用,民航飞机周转不过来,也拿它当普通班机用。

  那个年代的飞机性能和舒适度以及安全,和现在的飞机都难以比拟,但为了提高效率,为了抵消人们对飞机的安全顾虑,他喜欢坐飞机。

  他就是大国总理周恩来,今天是他逝世40周年的日子,TOA特别辑录一组照片和文字,缅怀他,纪念他,感谢他。

  1949年夏,周恩来批准了华东局《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决定中央由李克农负责,具体事务由罗青长联络,动用中央情报部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上海军管会予以协作,全力策动两航起义。

  1949年11月9日清晨,原中国航空公司的10架飞机与中央航空公司的2架飞机相继从香港启德机场呼啸起飞,在脱离塔台视线架飞抵天津。同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投入新中国的怀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起义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修复的遗留在的17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队主体,起义归来的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的一支主要骨干力量。主席称赞两航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总理称之为“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

  1952年7月27日,周恩来为“中国人民航空公司”题字,并亲自主抓民航工作。8月1日,中国人民航空公司在天津正式成立。

  在1954年底以前,我国虽然有了中国民航,但技术力量比较落后,当时党和国家在国内外的专机飞行,都是由苏联飞行员担任。周总理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坐上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自己的飞行员开的专机。

  当时中央坐飞机,驾驶员都是苏联人,也就是中苏公司的苏联飞行员。坐在飞机上,别看周总理好像从不介意,有一次,他终于发话了:咱们自己的飞行员能不能飞这样的飞机?

  五十年代初,空军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已能从飞行员里挑出尖子来飞专机。可是空军总觉得不行,“总理啊!您还是坐苏联人飞的专机吧!不要冒这个险!”周总理一听:“不行,你们一定得找一个咱们自己的飞行员来飞。”空军方面的负责同志担心自己的飞行员一旦上机出点问题风险太大,就一直拖着没办。周总理知道了,很是生气,就让空军尽快解决。空军实在拗不过,从全军中选拔出最优秀的飞行尖子来飞专机。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保密和安全起见,周恩来指示:由空军、民航共同成立指挥保障小组。在商讨尼克松访华期间日程安排时,周恩来提出,尼克松在我国的所有活动,都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由中国飞行员驾驶。他决定将自己的伊尔18专机供尼克松使用。他先后四次同专机机组人员面谈,就飞行和接待中的细节一一过问,并一再强调说:“这次专机任务非同一般,我要求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一定要搞好。尼克松总统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要听从我们的安排,你们从现在起就要组织专机人员,认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打好这一仗!”

  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总统乘坐“空军一号”降落在首都机场,开始了他的正式访问。26日,尼克松离开北京,乘坐中国飞行员驾驶的伊尔18去杭州、上海访问。从北京起飞后,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在客舱里谈笑风生,“空军一号”一直跟在其后。

  1965年3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乔治乌-德治逝世。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参加葬礼,租用的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当专机抵达罗马尼亚时,罗方惊讶地对我使馆同志说,他们迎接的所有外国都乘坐本国飞机,惟有中国总理租用别国飞机?此前,周恩来也多次感慨地说:“什么时候我能坐中国自己的飞机出国访问?”1965年3月23日,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他决定亲自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出访坦桑尼亚。时任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副局长的张瑞霭任领队,飞行总队抽调刘崇福、徐柏龄等10人组成专机组。

  6月1日下午4时许,机组完成试航任务,飞抵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那里等待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到来。

  1965年6月3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乘坐巴基斯坦总统专机从拉瓦尔品第飞抵卡拉奇,经过四十分钟短暂停留,换乘中国民航的伊尔18飞往非洲。周恩来登机后直奔驾驶舱,同张瑞霭等机组人员一一握手,亲切地说:“这是建国后中国民航飞得最远的一次,我们一定要飞出去,我跟你们一起来实践!”飞机途经伊拉克时已是黄昏,当机组放下起落架,准备在巴格达机场降落时,机场突然停电,导航台失去指示讯号,跑道灯全部熄灭,张瑞霭猛地一惊,血液一下子涌上脑门。他脑海里迅速出现了几个应急方案,复飞,要夜航飞往第三国,没有气象报告,油料也不充足,情势会更加复杂;降落,机场一片昏暗……紧急关头,张瑞霭迅速做出立即降落的决定。周恩来冷静地对他说:“我很放心,相信你们会有办法处理的。”于是,张瑞霭利用黄昏时分那一点点微弱的余光,准确地判断出跑道方向,将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中国民航伊尔18型208号专机这次历时14天、途经12个国家、飞行距离44361公里、越山跨海的远程国际飞行,为中国民航飞向世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结束了我国出访租用外国飞机的历史。

  听到我的问话,他看上去好像有些吃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视着我说:“飞机好呀,它快嘛,能够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啊。我又很适应坐飞机,何乐而不为呢?”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赠送一架有专机设备的伊尔14给周恩来作专机。8月2日,专机交接仪式在北京西郊机场隆重举行。过后,周恩来发话:“虽然苏方把这架飞机作为专机赠送给我,但我不坐时,其他中央及来访的贵宾都可以坐。绝不能因为我坐了,就成了我的专机,谁也不能坐了,那不好。民航底子薄,飞机少,任务重,这架飞机不飞专机时,也可以作为民航班机使用。”

  新中国第一代空姐王竹报回忆,一次周总理在飞机上办公,放在桌上的茶杯与飞机发动机发生共振,咯咯咯地响,为了不影响总理办公,王竹报拿来一块小毛巾,放在茶杯与托碟之间,共振的声音消除了,总理拉着王竹报的手,赞扬她细心、聪明:“要善于观察,要分析研究旅客的心理,把服务工作做在旅客提出要求之前。”

  1956年4月,中缅航线日,时任民航局局长邝任农同志向时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的王首道同志呈送了中缅通航一周年的总结报告,并请转呈周恩来总理。9月7日,王首道同志将民航局的报告并附上亲笔说明呈报总理。10月5日,周恩来总理对总结报告作出了“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重要批示。

  这个批示的概括力、针对性和指导性很强,尤其是“保证”、“改善”、“争取”,表现了伟大的家观察事物的远瞩。民航安全工作涉及人、飞机、环境等多种要素,是一个关联度非常强的复杂系统。飞机在天上飞,对安全极端灵敏,发生问题可供处理的时间、空间非常有限,必须“保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民航服务是随主客观情况变化而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服务标准要不断提高,服务工作要不断“改善”。民航运输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高速性,正点起飞、准点到达是普遍的要求,但保证运输时效涉及面很广,有些因素如天气变化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尽可能“争取”飞行正常。这三句话,从此成为我国民航行业基础工作的指导方针。

  2015年,中国民航继续保持安全运营,南航安全飞行突破1500万小时,国航、东航安全飞行超过1000万小时,海航安全飞行超过500万小时并确保了成立至今22年的安全飞行记录……近10年来,我国民航安全水平已经达到并保持在世界先进水平。我国民航亿客公里死亡人数十年滚动值为0.001,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0.01;运输航空百万架次重大事故率十年滚动值为0.04,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约为0.47,美国为0.1。

  1957年,我国民航仅有国内航线条国际航线个,规模小、设备简陋(北京首都机场于1958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上海虹桥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于1964年4月下旬开始投入使用)。1957年底,全行业拥有各型飞机118架。

  2015年底,中国民航国际航线个城市。国内已经有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厦航、首都航空等7家洲际客运航空公司。中国民航机队规模达到4511架,包括2645架运输飞机和1866架通用飞机。运输机场数量达到206个,千万级机场达到2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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