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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报刊文:、周恩来、、如何教育子女

2019-04-15 13:47    来源:未知    

  的家风,有一个醒目的标签:严。教子严,律己严,持家严。严格的家风,为人们称颂,值得我们学习。

  对子女品格修为的要求非常高。他教育子女要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看待自己,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对待他人。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相别19年的父亲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开始,毛岸英是和住在一起的,但不久,就让毛岸英搬到中央机关去住。他还问毛岸英:“你吃什么灶?”毛岸英如实地回答:“中灶。”一听便生气地责问毛岸英:“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如此“苛刻”,就是要让毛岸英“接地气”,让他明白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能搞特殊。

  李讷是最小的女儿,对她疼爱有加,但也一再告诫她,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搞特殊。上大学后,李讷努力过着工农子弟般的生活,住学校,吃食堂,每周六下课才回家。有一次,李讷离校晚,卫士李银桥担心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瞒着派车去接李讷。得知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委屈地说:“就是怕不安全。”严厉地说:“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不许用车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

  因为从小上干部学校,上了大学的李讷身上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干部子女的傲气。后来,当她在学习了《庄子·秋水篇》之后,认识到了自己有自高自大的毛病,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对己对人的态度,要彻底和同学打成一片。于是,她写信向汇报了这一思想动态。看后,深为女儿的进步高兴。1963年1月4日,他给李讷回信予以鼓励,这让李讷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无论在思想,还是在作风品格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进步。

  行动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修为和品格。因此,教育子女:汝是党之子,是汝风,要积极投身到事业当中。北平解放后,首批进入北平的队伍中就有毛岸英。他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承担了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等重任。这其实是一项危险系数非常高的工作,但却没有阻止,因为他明白:作为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必须要有为不怕牺牲的精神。

  也正因为此,当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在的支持与鼓励下,毛岸英立即就提出要参加志愿军。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劝说,毛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为已经在战争年代失去了5位亲人。但是,却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后来,毛岸英的牺牲,让万分悲痛。当彭德怀就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向详细作汇报时,听罢,沉默了一会,对彭德怀说:“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主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开怀家国事,不言身与家,就是严以教子家风的精准概括。

  严以律己,有着严格的做事原则。在原则面前,他是个明白人,沉淀出了铁骨铮铮见清廉的家风。

  “人不以规矩则废”。讲规矩,守纪律,是在亲情面前的选择。他曾经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过话:我是中国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凡会见来北京的亲友,他总要讲他的三条交往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

  新中国成立前夕,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给,要求到北京工作。这一请求却被严词拒绝了。在写给杨开智的回信中说:“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同时,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后来,杨开智也领悟了“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的教诲,根据自己的专长,安心留在了湖南的农业部门工作,直到退休。

  湖南遗物馆陈列有一封回绝外婆家15个人请求照顾的信件,这封请求入学、工作等照顾的书信转交到手里,他在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简单的一句“人们会说话的”饱含着是“人民的主席”的深情,道出了不为“少数亲友谋利”的清廉作风。

  常常批评教育身边的人,不要因为身份原因,就自以为特殊。新中国成立初期,外祖父老家一些姓文的亲戚和朋友,纷纷到北京看望。可有些人回到老家后,就以为和主席攀上了关系,在乡亲们面前牛气哄哄,甚至以特殊身份自居,不服从管理。当得知此事后,他非常重视,专门给当地政府写了一封信:“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的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

  清廉不是亲情之殇,正是因为对家人深深的爱,才没有眷顾纯粹的亲情。的亲情,不是营私寻亲、沾亲带故的狭隘小爱,而是一种守住公与私分隔线、吃透严与爱辩证法的大爱。他把对家人浓郁的爱化作了严格的要求,用行动告诉他们,奉公守法、遵规守纪是讲亲情义务的基本原则。

  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中普通的一员。在生活中,他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终其一生厉行节约,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在这方面,他对儿女的言传身教,不仅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铸就了新中国“第一家庭”勤俭节约的风气。勤俭节约,是严以持家家风的重要表现。

  是个“恋旧”的人,他的生活用品总是能跟随他很久,即使破旧不堪了,他也不允许工作人员随便丢掉。还经常嘱咐工作人员,生活用品需要多少就买多少,不要多买,以免浪费。对于生活用品,他总是利用得“彻彻底底”,因此,的生活账中有很多类似修补热水瓶、换锅底、换皮凉鞋底、修理手表等的消费记录。

  对全家的生活开支控制得非常严格。当时的工资不高,家里有生病的毛岸青,还有正在读书的李敏、李讷和侄子毛远新,另外,的姐姐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再加上平时有湖南老家来的亲戚来北京看病,交通食宿、看病的费用,都由负担。这些开支经常让的生活管理员非常为难。后来,李银桥就为家制定了一份《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在看了这份计划后,认为每天三元的伙食标准太高了。李银桥解释说:“这三块钱中还包括招待客人的费用。”听后考虑了半天才同意了这份计划。

  在具体的饮食安排上,始终奉行简单适合的原则。他很少按照保健医生的安排吃所谓的营养餐。每日三餐,他吃得很普通。只有在生日的时候,才会同意多加几个菜,叫上家人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顿便饭。能和父亲一起吃顿饭,算是的儿女们享有的“特殊待遇”了。要知道,家还有一条规矩,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儿女们与他同桌共餐,儿女们平时都是去机关食堂就餐。当然,的生日餐并不算是生日宴会。非常反感祝寿送礼这样的不良风气,他常说:“庆贺生日不会使人长寿,因此,并无必要庆贺。”

  深知:吾是无产者,勤俭是吾本。所以,他经常告诫子女,学习和事业要向上看,但生活要向下看。根据李敏的回忆,经常要求子女们艰苦朴素。解放后,虽然生活好一些了,但仍要求他们不要穿得太讲究,要和老百姓一样,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行。在这方面,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一件睡衣,而这件普通的睡衣,他却穿了20多年,线开了缝住就行,磨破了补上就好。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缝补了多少次,当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劝他做件新睡衣时,他却说:“我看还是应该节省点,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补嘛。”一补再补,这件睡衣上最终落下了73个补丁。这些补丁,体现了的家风。

  周恩来十分重视家风建设。他没有亲生孩子,但周家是一个大家庭,像普通家庭一样,也有生老病死、就业上学等问题。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家风,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时时在考虑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他不但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亲友长辈,以减轻地方政府和社会的负担,还主动担负起教育引导周家年轻一代的责任,在大家庭内部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家风。

  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展板上,醒目地写着“周恩来的10条家规”,家规中要求: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车;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10条家规,是周家晚辈根据周恩来平时对他们的教育总结出来的。周恩来没有写在纸上,而是写进了后辈们心中。

  从这10条家规可以品出,周恩来对亲属晚辈的要求十分严格,也十分具体、细致,细微中透着关怀。周尔均是周恩来的堂侄、国防大学原部主任。1953年,他在部队被批准入党,很兴奋,立即把这个消息写信报告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很快,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写了回信,在祝贺的同时,提出三个必须:“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努力,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地实践为要。”周尔均深有体会地说:伯伯对我们的要求“看似无情胜有情”;“他对我们晚辈的严是一种真正的爱,发自内心的爱”。

  周尔均的体会是十分准确的。周恩来虽然对亲属要求很严,但却是一个充满温情、恪守孝道的者。他年轻时在海外求学,因曾经照料过自己的八叔父去世悲痛万分。在战争年代,他把父亲接到身边养老送终。装着父亲遗像的皮夹,他始终贴身带在身边几十年。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他想起早已去世的母亲,含着眼泪对记者说:“35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一是决不允许家人享受任何特权,就连特权思想都不可以有。周恩来曾对晚辈们说过,不要因为我是总理你们就自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我们周家过去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这一代要好好地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周恩来要求亲属在外面不能讲同他的关系,不能享受特权,要完全做一个普通人。周恩来不仅提出要求,并且严格监督,管得很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参加工作不久,组织上把她从基层农村小学调动到区委机关工作。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找周秉德谈话,问她:“是不是因为人家知道我的身份而照顾你进城的?”周秉德回答说:“不是。是区委搞运动需要党员,小学里的党员很少,所以把我抽调上来。”周恩来听后说:“哦,是这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们基层组织的工作呀!但你还是要多在基层工作锻炼为好。”周秉德知道伯伯叮嘱她的含义,一直严格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20世纪60年代,为减少北京市人口,国务院曾出台一个政策:夫妻双方如一方在北京,另一方在外地,在北京工作的就要调往外地。当时,周秉德在朝阳区委工作,她丈夫沈仁骅在西安部队工作。领导找周秉德谈话做动员。周秉德说:不用动员了,四个月后,我休完产假就调往西安。周秉德调到西安后,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后来又随丈夫去贵州山沟里工作了四年。周恩来对侄女的做法很满意。要求后辈不搞特殊,到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二是无论做什么事,包括对学业和工作的选择,都不要先考虑自己,而要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以周恩来的侄子周秉钧和侄女周秉建为例,他们都曾经为参军问题受到伯伯的关注。对周秉钧,周恩来希望他穿上军装;对周秉建,周恩来则要求她脱下军装。这一穿一脱,体现着周恩来严格的家风。

  1961年夏,周秉钧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同时还参加了空军到学校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事后,周秉钧向伯伯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在谈话中,周恩来问了一句话:“那大学就不考了吧?”周秉钧说:“考还是要考一下。”周恩来又问:“既然决心参军,为什么还要参加高考呢?”周恩来的意思实际上是让他不要参加高考了。为什么呢?周恩来对周秉钧说:“现在国家遇到自然灾害,农村劳动力不足,政府研究决定,今年只在城市征兵,不到农村征兵,复员兵也全部返回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样不但加强了农业生产劳动力,也减轻了农村对城市商品粮的负担。”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周秉钧根据国家需要参了军,被空军录取为飞行员,飞了近20年战斗机,在部队工作了30年。周秉钧后来才知道,在当年召开的恢复生产发展的会议上,周恩来讲话希望干部们带头送子女参军,以保证农村劳动力。他说:“不要以为我没有儿子才这样说,我有侄子,我还可以动员两个。”被周恩来动员参军的另一个城市青年是他长征时的警卫员龙飞虎的儿子。

  1968年夏,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响应的号召赴内蒙古插队落户。两年半以后,周秉建应征入伍。穿上军装的周秉建怀着高兴的心情回北京过新年。回到家不久,她接到邓颖超的电话,让她当面去汇报情况。周秉建立刻敏感地想到,是不是两位老人误以为她是“后门兵”。她到西花厅时,周恩来正站在院门口等她。看见周秉建,周恩来很高兴,迎上去拉起她的手,边走边说:“小六,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周秉建感到委屈,勉强地吐出一个字:“能。”在饭桌上,周恩来耐心地给她讲道理:“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是在内蒙古这么多人中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事后,周恩来又派他的秘书专门到部队了解周秉建是怎样去当兵的,确认周秉建是按正常程序当的兵。经过周恩来的耐心工作,周秉建心情愉快地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几天后,北京军区有车去内蒙古,周恩来再次在西花厅约见周秉建,说了很多鼓励她的话。那天,天下着雪,气温很低,周秉建脱下还没有穿热的军装,揣着周恩来温暖的嘱托返回内蒙古。参与处理这件事的周恩来的秘书赵炜回忆说:“当时,我觉得周总理对自己的亲戚太严格了。过了一段日子,我才体会到他这样做的良苦用心。”那阵子,一些干部,包括周恩来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在想方设法让子女离开农村去当兵,这对稳定知识青年队伍,对整个国家的大局都是不利的。赵炜说:“周总理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诫大家。”

  对周恩来严格的家风,不仅他的晚辈们感触颇多,邓颖超体会更深。她曾经感慨地说:“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一辈子,但从来没有违反过组织原则。他们结婚后曾经协商,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间,他们都遵守了这个约定。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人对周恩来说:根据邓颖超的资历和她对的贡献,应该在政府里担任一个部长职务。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职。”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她。对周恩来这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邓颖超将其看作是一种严格的家风,体现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她毫无怨言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

  家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组成部分。周恩来建立的严格家风和具体家规,不仅当时对各级干部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同志优良醇厚的家风一直为人称颂。他不仅严以律己,还在生活、思想和社会实践等方面,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子女,永葆党人的本色。

  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开销及接济亲戚等费用支出,全靠他和王光美每月的工资,经常捉襟见肘。由于花销大,他平时很注意节省。一日三餐都很简单,就是粗茶淡饭,有时热热剩菜剩饭就算一顿。衣着也很朴素,在家里穿的普通布衣和布鞋,有的都洗褪了颜色,衬衣总是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有一次,他的一件衬衣破了一道很长的口子,警卫员劝他做件新的,他说:“不要紧,再缝一缝,还能穿些时候。”他的床单一用就是十几年,一条围巾用了整整16年。他的上海牌手表,总是坏了就修,一直坚持用到逝世。他每天就是一壶茶,没茶味了,就再续上点茶叶。他对子女生活上要求极严,严禁孩子们生活奢侈。他总要求孩子“穿衣服不能脱离群众,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的言传身教,使子女们都养成了勤俭节约的良好生活习惯。

  当选国家主席后,亲戚纷纷要求解决工作、升学和生活困难等问题。为了纠正家人欲借他的权力谋私利的错误思想,1959年国庆节期间,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在会上说道:“现在解放了,在农村也好,当工人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马上消灭城乡差别现在还做不到。你们想请我这个国家主席帮忙,以改变自己目前的状况,甚至改变自己的前途。说实话,我要是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个党员,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小家庭服务。我手中有点权也是真的,但这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能用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随后,语重心长地说:“不要以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靠沾我的光,提高不了你的觉悟。”“正因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更应该艰苦朴素、谦虚谨慎,更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气。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吹牛。”在家庭会议上的谈话,观点明确,态度坚决,使在场的每个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家表示赞成的意见。从那以后,本家和亲戚再也没有找走过后门。

  十分重视子女世界观的改造,要求孩子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主义的远大理想。在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对此,告诫子女,个人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些,有时就要吃点亏,这就叫有远见,有理想。

  为了帮助子女确立无产阶级价值观,经常要求子女,“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首先考虑集体的利益,把集体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愿望、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当个人愿望和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该肯于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他在1955年5月写给儿子刘允若的信中就指出:“不要怕自己吃了一点亏,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要肯于为大家的事情吃一点亏”。

  1960年1月,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当着亲属和子女的面再次指出,人活一辈子总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要贡献多一些才好。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占小便宜,吃大亏,这是合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从来不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把他们看作事业的人。他对孩子一向严格要求,从不用自己的权力为他们谋私利。1951年春天,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女儿刘爱琴,预备党员期满,准备转正。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周围的一些同学,都以为会顺利通过,按期转正。但是当党支部就她转正问题征求的意见时,他认为女儿对中国的事情还不大懂,向支部的同志明确表示要“严格要求”。支部大会经过热烈而认真的讨论,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反复衡量,对刘爱琴进行了批评和帮助,最后通过决议,取消了她的预备党员资格。学校党委批准了支部决定,并通报校内各基层支部。这件事,体现了党内的正常生活,表现了党公无私、心地纯洁的优良作风。通过这件事,刘爱琴的思想有了巨大震动,她认真检查了思想上的毛病,积极改正自己的行为,学习和生活各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

  1958年国家机关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时,刘爱琴主动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到内蒙古接受锻炼。刘爱琴下放之后,牢记父亲的教导,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经过扎实的锻炼,在思想水平、工作能力、生活表现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党员。正是不为子女谋私利,别人才能不为他的子女徇私情。他本人不把自己视为特殊党员,别人才能把他的子女当成普通一员来看待。

  对自己的孩子从不娇惯,而是让他们在社会上得到历练,经历大风大浪的洗礼,努力在实践中锻炼成才。刘允若在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期间,因与同学关系不睦,想要转系甚至调换学校。他连续给写了几封信,希望得到父亲的帮助和支持。针对儿子的思想问题,即刻写了回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对儿子提出殷切希望。通过耐心的劝诫,指导儿子正确对待批评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使刘允若纠正了错误思想,树立起立志成才、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

  为了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把三个孩子送到学校寄宿。在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紧张,食品短缺,学校的伙食比较差,细粮少,粗粮多,还要搭配吃些白薯,有时还吃不饱。看到孩子们的脸色越来越不好,同志们都很心疼,有的同志便对王光美说,本来孩子们的身体就不好,再时常吃不饱,这怎么行?还是把他们接回家住吧。但是,和王光美都不同意接回孩子。

  1965年夏天,王光美正在河北省新城县高城蹲点。有一天,写了封信,让女儿刘平平给她妈妈送去。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给她买车票,不要送她上车站,也不要通知光美同志或县委去车站接她,让她自己买票,自己上车。”听这么一交代,大家知道是有意让孩子出去闯一闯,见见世面。可是,当时刘平平还是个孩子,从来没出过远门。头一次就让她一个人出去,大家心里都有些不放心。对于这些顾虑,说:“小孩子不能什么事情都靠大人,要让她自己闯闯,才能得到锻炼。总靠大人帮助,她倒是舒服省心,可是得不到锻炼,将来还是不会做事情。”当刘平平顺利把那封信交到王光美手中时,自豪感一下涌上了她的心头。从此,刘平平做事更加自信了。

  同志廉洁自律,以良好的家风严格要求子女的言行,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了表率,树立了学习榜样。

  中国古代就有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在现实家庭生活中,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努力树立和营造良好的家风。

  在这个大家庭里,年龄最长的是的继母夏伯根。夏伯根仅比大五岁,是重庆一个贫苦船工的女儿。1950年,重庆刚解放,就把夏伯根和自己的两个妹妹从老家广安接到重庆,1952年又一同到了北京,此后一直生活在一起,相互照顾。夏伯根在家中操持家务,孩子们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同她交流。卓琳与夏伯根的婆媳关系也非常融洽。夏伯根每年腌制的四川泡菜和豆腐乳等,是邓家餐桌上的必备品。在江西劳动期间,夏伯根和他们相依为命,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全家人对夏伯根都很尊重,夫妇和儿女也随孙辈们一道称她为“老祖”。去世后,家人继续悉心地照料夏伯根,老人活到101岁高龄。还有一个小舅舅叫淡以兴,一直在广安老家务农,解放后虽然没有答应接他出来的要求,但很关心他的生活,每月都要从工资中寄钱给他,直到他终老。

  在记述访问美国的电影纪录片《旋风九日》中,有一幕他在美国肯尼迪中心观看表演后上台亲吻不同肤色儿童的动人场面,解说词说:“无论走到哪里,他从不掩饰对孩子的喜爱。”是的,爱孩子,在国内视察和出国访问是这样,在家中也是这样。和卓琳有5个子女,除了战争年代寄养在老百姓家中和解放后住校学习外,都是随父母生活长大。此外,还经常有亲属和战友的孩子住在家中。从在江西劳动时起,家中陆续有了4个孙辈,像接力一样,每个孩子出生不久就被送到夫妇身边,由他们亲自“照料”。家属和工作人员曾回忆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压力多大、工作多忙,只要一看到孩子,老人脸上就露出笑容,总是那样慈祥。在《》画册中有一幅他与孙子孙女坐在家门口台阶上的合影,每个人都是那样地自在开心,俨然是孩子们中的一员。

  一生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深情地爱着自己的家庭和妻子。1939年8月,卓琳与举行婚礼后即随丈夫奔赴太行前线。从相识到相爱,从相行到相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恩爱的家庭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组委会授予卓琳的颁奖词这样说:“彩云之南的才女、黄土高原上的琼英,携小平手五十八载,硝烟里转战南北,风雨里起落同随,对她爱的人不离不弃,让爱情变成了信念。她的爱向一个民族的崛起,注入了女性的坚定、温暖与搀扶。”

  在家中,卓琳可谓是一位典型的贤内助。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卓琳做过工作和教育工作。到北京后,她专心做机要秘书工作,不图名不为利,尽职尽责。在近60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始终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体贴照顾,同甘苦共患难。也很体贴妻子,在江西的时候,卓琳身体不好,血压高,有时候上楼梯感到头晕,就对说:“老兄,扶我一把吧,我上不动了。”就伸手扶着她慢慢上楼梯。有一次在工厂劳动时因低血糖晕倒了,这可把卓琳急坏了,赶紧找工人师傅借来白糖冲水给喝下才缓过来。夫妻俩就这样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携手度过了人生的低谷。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以后,在领导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卓琳站在他的背后,默默地营造着和谐温馨的家庭生活。卓琳和儿孙们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精心照顾,实现他“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虽然没有等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但夫人卓琳代表他参加了庄严的历史一刻。

  在四川广安故居陈列馆中,陈列着生前穿过的部分衣物,中山装、军便服、白衬衫、圆口布鞋、视察南方时穿的布夹克等,还有用了几十年的手表、皮带。睹物思人,这些衣物是那样的眼熟,又是那样的简朴。他经常穿的那条的确良军裤,上面烟头烧的小洞依稀可见。在衣着上非常讲整洁,但也非常简单朴素。很多衣服领子、袖口都补过。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一次在杭州视察,服务员在洗衣服的时候还问:“这是你的衣服还是的衣服?”当得知是的衣服,服务员看了好一会儿后说:“我要不是亲眼看到,绝不会相信!”

  生活一向俭朴,表现在饮食上就是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挑食,从不吃滋补品。川菜是他一生的爱好,但也仅限于宫保鸡丁、麻辣豆腐之类。吃饭简单,多数时间是看着孩子们吃。20世纪60年代初,工作人员担心和大家一起吃营养不够,提出让他单独吃,他不肯。有时给单独炒一个菜,他却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口也不吃。改革开放后生活好了起来,家伙食也改善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四菜一汤”,但晚上总有一个固定的大烩菜,就是把中午所有剩的菜都烩在一起。

  生活俭朴的一生没有什么积蓄。晚年他和卓琳先后两次以“老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他的著作《文选》等出版后,从来也没有领取过稿费。当得知《文选》有一笔稿费还存放在出版社后,他郑重其事地把家人都召集在一起开会。他说,虽然钱不多,但是我得捐出去。咱们来研究研究,这点儿钱能干什么,捐到什么地方去。最后确定把钱捐给科技和教育事业。

  1977年7月17日,在决定恢复领导职务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表示:“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段感人肺腑之言,是他真情的表白,也是在家中对家人的要求。

  既是一位伟人,同时,也是一位凡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颗普通人的平常心。他始终把自己作为人民的儿子。在晚年,他希望自己能像普通人一样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在家享受爷孙同饮的天伦之乐。他喜欢孩子,但不惯纵孩子,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做事的本领。1992年2月18日,来到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文具柜台,借钱买了四包铅笔和四块橡皮,送给孙子们。他对孩子们说,铅笔是让你们好好学习的,橡皮是让你们明白,错了就要改。他还对孙辈们说:“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

  一生喜欢大海,喜欢大自然。他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说那里游泳自由度大,有股气势。他曾和周恩来有过约定,死后要把骨灰撒入大海。对生死向来达观,曾经对家人说:“我哪天去,哪天走,不关紧要。自然规律违背不得,你们要想透这个问题。”病重和去世后,家人致信中央,再次转达他本人捐献角膜、解剖遗体和骨灰撒入大海的遗愿,并最终实现了遗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情怀。

  1997年元旦,中央电视台播放大型电视文献片《》。病榻上的看到了电视里一幕幕熟悉的画面,当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反映他的电视片时,老人脸上露出了羞涩的表情。他是一个谦逊的人,从不在家中谈论自己的贡献和地位;他是一个随和的人,从不在家中为一些琐事生气发火;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不喜欢搞特殊。他出外考察,要求尽量不要扰民,不封路、不封山、不闭园,见了群众有时还会主动攀谈。在家中,他也是普通一员,而不是严肃的家长。家人和工作人员都不会因为他言语不多而感到不敢接近,小孙子敢于在他不备的时候挠他脚心。在家中,他关心每一个人,包括工作人员。据身边几位回忆,她们从护校毕业后来到这里,一天天成长,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夫妇把她们当自己家里人,生了孩子要送衣服,还都要抱到老人家身边看看。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大家都感到很开心,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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