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曾在重庆长期工作和战斗，只要一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人们都能讲上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周恩来热爱人民、关怀人民的故事。
如今的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先生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的，当时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他对育才学校的师生关怀备至，对学校的工作鼎力支持。
1940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周恩来将去育才学校参观，陶行知校长专程前往北温泉迎接并陪同他来到古圣寺，一起来的还有邓颖超、徐冰等几位同志。他们在学校住了一天一夜，居住在陶校长原来在荷花池边的一排三间土墙茅屋。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来到学校参观的喜讯给全校师生极大鼓舞，在全校师生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他作了意涵深刻的讲话，用老一辈家年轻时寻找真理的艰难历程来教育师生。讲话中他说很羡慕当时的学生，小小年纪就能受到教育，因此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追求真理。同学们把周恩来的教导记在本子上，记在心头。大家围着周恩来请他题词，他给每个同学题的是同一句话：“一代胜似一代”。他十分高兴地观看了同学们表演的节目，并和全校师生一起合影留念。
晚上，老师们和各组学生代表一起在茅屋里再一次听周恩来讲话，他深入浅出地为师生们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毛主席关于反对投降活动、打击投降派的指示，讲了和派作斗争的方式方法，指出文艺应该表现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内容，音乐、绘画、戏剧、文学都是进行斗争的武器。他还特别为师生介绍了大家都向往的解放区正在一天天发展壮大，烈火一定会燃遍全中国，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大家听了非常高兴。他还十分关怀同学们的身体健康，捐款给学校为师生添置体育设备。周恩来殷切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正在艰苦奋斗中的育才学校师生，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1940年12月26日，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音乐演奏会，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出席观看，参加这天演奏会的还有银行界、文化界的有关人士100余人。育才音乐组的26位同学由贺绿汀先生带领前来演出，陈贻鑫、郭惠英、刘幼雪3个同学表演钢琴弹奏，休息时陶校长在会上报告了创办育才的动机，贺绿汀报告了音乐组教学情况。在这次大会上演出的节目有齐唱、二部合唱、钢琴独奏、钢琴连弹，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应陈贻鑫同学的请求在他的纪念册上题词：“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对年轻一代寄予极大的希望。
1942年的一天，周恩来要他的秘书袁超俊到育才学校挑选一批孩子带去延安学习，袁超俊这次带走了任必端等4名同学，此后还有许多育才师生陆续到解放区去参加工作。
1945年，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解放区输送大批青年，为此设立了一个转送站，地址就在重庆市中区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里面。有一批青年去湖北宣化店中原解放区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一支新四军部队，其中就有育才同学王昶新、王绍全等人。这年夏天，中国党发出“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南方局青委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办了一个“青年农村工作训练班”，由黎群负责，地址就在草街子回龙寺——黎群的意姐带领着育才文学组、社会科学组的50多名同学和10多名老师，在那里学习。这样使育才师生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受到了的良好教育。
1946年春天，育才学校从草街子迁到红岩村，校舍利用距离八路军办事处约100步远的国民参政会留下的房子，大家来到了周恩来身边，就有更多的机会接受他和南方局的帮助和教诲。邓发、石西民、熊复、刘光等同志都先后应邀到学校作过报告，他们把当时的形势和斗争方向以及有关的方式方法及时告诉师生们。办事处举行周末晚会，经常邀请育才的同学们参加。1946年春节的联欢会上，育才的师生们又一次听到周恩来的讲话，他说：“目前正在商量成立联合政府，我们代表团准备提议由你们的陶行知校长担任教育部长，你们赞成不赞成？”师生们热烈鼓掌，齐声欢呼：“赞成！赞成！”
1946年5月，八路军办事处迁往南京，留下袁超俊办理遗留工作，袁超俊将办事处在红岩村的全部房屋、家具、图书，赠送给育才学校，育才的意姐代表学校接受了这些珍贵的物品。
1946年，蒋介石的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陶校长听说自己在黑名单中名列“探花”，他立即给育才师生们写信，大义凛然提议：“为死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人顶补。”从此陶校长更加争分夺秒地为工作，由于积劳成疾，劳累过度，7月25日，在上海突然患脑溢血。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当时已由重庆去上海，闻讯之后立即赶去看望，这时陶校长已经不能讲话了，周恩来悲痛不已，紧握着陶校长的手和他告别。
陶校长逝世后，延安、南京、上海、重庆等地都召开追悼会。、朱德、周恩来都发来唁电。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高挂着的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党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央在会上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陶校长光辉的一生，号召党人和解放区的教育界学习他的精神，为新中国的实现而努力斗争。
更让人永世难忘的是，1949年的上半年，周恩来离开重庆已经3年，当他知道育才学校在重庆处境艰难，一直惦念着育才学校的师生，特地托专人从香港汇来800块银元，帮助育才学校师生们渡过难关。
南开中学是张伯苓1904年在天津创办的，周恩来1913年至1917年在南开中学上学。“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入华北，1935年，张伯苓先生委派喻传锎先生来重庆沙坪坝新建分校，起初校名“南渝中学”，1936年开始收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南开学校被炸毁，于是中学部师生迁来重庆大后方，正式改名为“南开中学”。1938年底，周恩来肩负着国家民族重任，高举团结抗战大旗，作为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为宣传中国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青年投入抗战洪流，曾多次来到自己的母校——南开中学参观访问、讲演、座谈，有力地推动了南开中学的抗日救亡。
1939年1月的一天，阳光和煦，微风拂面，南开中学的校园里鲜花盛开，芳香扑鼻。上午9点整，校门口数百名师生中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原来是周恩来同志应张伯苓先生和南开校友会的邀请，来到南开中学，给学校师生作报告。周恩来刚从汽车里走出来，立即受到师生们的夹道欢迎，在张伯苓先生陪同下，走向学校礼堂——午晴堂，这里早已坐满了参加报告会的学生和教师。周恩来英姿焕发，健步登上讲台，一时间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时张伯苓介绍说：“周校友奔走国事，卓著勋劳，为大家树立了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有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大家讲话。”会场上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神采奕奕站在讲台前面，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全会场，以洪亮的声音，十分谦逊而亲切地说：“我也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张校长是我的校长，在座的很多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能够回到母校与老师和同学见面，畅谈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他的每一句话都能吸引大家，引起全会场师生会心的微笑。
周恩来接着很有风趣地讲道：“几年以前，要是我站在这儿，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发一笔财——那时候，抓住了我，就可以得到几十万元的奖赏！”他的这几句话，立刻引起全会场师生们的哄堂大笑，并使大家在笑声中联想到很多问题：中国走过长期艰险曲折的道路，有多少人流血牺牲！周恩来满怀乐观主义精神接着说：“但是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畅谈国事，这说明形势变了，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他的讲话，语言是那样流畅，逻辑是那样严谨，以璀璨的思想光芒，触动每一个听众的心弦，真正使师生们耳目一新。
1940年冬，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的面目日益暴露，掀起了第一次。这时周恩来又一次来到南开中学，在津南村23号楼上王端驯家中，对部分校友作了报告，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内容，分析了1940年的抗战形势，指出蒋介石控制下的雾都重庆，顽固派正在国共合作，散布投降空气。他例举了大量事实讲述了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并分析了取得这些胜利的主要原因：他们实行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三大政策，在敌军侧翼与后方作战灵活的战略战术。
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说：“一些亲日派、投降派，在日寇大举进攻我国的时候，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健儿，在前方浴血奋战，他们却在后方贪污腐化，巧取豪夺，大发国难之财，严重地影响着抗战事业，使大后方许多爱国志士和有志青年感到忧虑和烦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投降、和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和世界形势不容许中国不团结、不进步、不抗日。”
最后，周恩来坚定地讲道：“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不可阻挡，抗日战争的抗毒素，不仅可以消除日寇的毒焰，而且也能够清洗我国的污泥浊水。只要我们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坚持抗战，就一定能够克服投降危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中学根据重庆市中等学校统一命名，改称重庆市三中。1957年2月10日，周恩来访问亚非11国后归来，路过重庆，不顾旅途劳累，还来到南开中学视察。周总理视察的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校园。同学们成群结队地赶来，有些年纪较小的同学，突然见到周总理激动得不知所措，周总理见到他们这种状况，便指着一位魁梧的同志亲切而风趣地问：“同学们：他是哪一个？你们认识吗？”同学们一看，立即变得活跃起来，大家异口同声天真地喊道：“贺龙！贺龙！”周总理和贺龙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同学们也尽情地笑了。
这一天南开中学的师生特别高兴，周恩来总理也格外高兴。他像慈父般地向同学们问长问短，叮嘱大家说：“要好好学习，加强劳动观点，热爱祖国，提高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做一个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知识分子。”最后他再三勉励学校负责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办好南开中学。”并鼓励同学们：“为而努力学好本事，勇挑重担！”
周恩来在重庆留下过许多墨宝，经重庆文化人士打造，在校园、会议室、大川、名山、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形成一道文化风景线，使人们赏心悦目。抗战时期，周恩来给重庆合作五金厂和渝鑫钢铁厂的题词便是一例。
1938年12月周恩来到达重庆之后，遵照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指示，广泛接触工商界爱国人士，开展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工作。使他们进一步靠拢党，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和官僚资本作斗争，巩固和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党的影响更加广泛。
抗战开始后，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沿海城市相继沦陷，许多民营工厂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历尽艰辛，搬到后方。到1939年1月，在重庆就有50多家内迁厂复工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国民参政会为了了解内地新兴工业建设情况，由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于11月25日组织了部分驻渝参政员前往渝鑫钢铁厂、豫丰纱厂、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大公铁厂、永利铁厂、达成炼糖厂、合作五金厂、新民机器厂、龙章造纸厂、顺昌机器厂、天原化工厂及裕华、渝新纱厂等工厂参观。
这一次参观的参政员达50多人，参政员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唐维华等同志。当他们来到合作五金厂，了解到该厂正在为抗战生产炸弹弹尾和引信，以及掷榴弹等军用产品，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均极力称赞。他们到各车间仔细观看了工人的技术操作，高度评价了工人们团结合作、支援抗战的精神，这给予工人们巨大的鼓舞。他们还热情地为该厂题了词。
这些题词明确地为民族工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发展前途，给爱国的工商业者以极大的鼓励。该厂负责人胡厥文当时不在重庆，后来周恩来曾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里看望、交谈，充分体现了他对工商界爱国人士的关怀。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更是消极抗日，积极，准备向日寇妥协投降。1939年12月至1943年，接连掀起3次。就在这一时期，周恩来一再强调和题词，争取抗战的胜利，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抗战到底，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他说：“我们的作战，只是人、财、粮、弹四个最低要求，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可以抗战到底。”“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策，和团结的力量，克服当前和即将来临的最大困难，击破敌人的封锁和分化”。“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周恩来一系列充满抗战必胜信念的讲话、题词、文章等，使重庆广大人民群众透过迷漫的浓雾，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1942年1月14日，为了深入了解大后方民营重工业的生产情况，周恩来和冯玉祥将军一起，亲自前往土湾渝鑫钢铁厂参观，参观后周恩来欣然为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周总理的题词，为重庆实现重工业大城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那时在四川的民营工厂中，重工业只有29家。在冶金方面稍具规模的只有中国兴业公司的钢铁厂和渝鑫钢铁厂两家。渝鑫钢铁厂是“八一三”后，由上海迁到汉口，1937年底，再由汉口迁到重庆来的。1938年7月开工到1942年1月，前后遭受到日本飞机的5次轰炸，厂房与工人宿舍先后中弹90多枚，损失惨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该厂坚持下来，迅速复工生产。从规模来看，渝鑫仅次于中国兴业的钢铁厂，但产品却超过中兴。每月可生产灰口铁140吨，生产铸钢、竹节钢、圆钢、方钢、地轴钢等100吨左右，此外每月还可生产1720度耐高热锻炼砖（可做坩锅、冶金炉、玻璃炉窖用）1500000坯。看到厂子如此情况，周恩来于是在题词中，高度赞扬渝鑫钢铁厂为支援前方抗战和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所作出的贡献。这对爱国的工商业者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赞扬，使工商业者鼓足干劲，努力生产，为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努力奋斗。
习总说得好：“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从1938年到1946年间，周恩来在重庆留下许多抗战和关爱人民的故事，如今在人们中间传为佳话，成为美谈。
